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:不断寻找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的 “更优解”

日期:2023/12/28    来源:南方+ 姚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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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原标题: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:不断寻找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的 “更优解”

  



  全球创新城市发展有何趋势,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需关注哪些重点,深圳新能源产业有哪些新动向……2015年从深圳市副市长的岗位退休后,今年68岁的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理事唐杰依旧活跃在区域研究的第一线。因经济学博士的学术背景和参与政府工作的经历,他的观摩视角常有一种对历史纵深的关照,讲话不掉书袋、举例鲜活有料,更使他的研究得到不少关注。

  回顾改革开放45年,唐杰感叹时代机遇令他实现从工人到博士,从天津到深圳,从学界到政界的转变。谈到启示,他说,经济学理论总是要求寻找“最优解” ,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,一个城市、地区、国家经济要发展,必须因应政策、环境的变化,不断寻找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的 “更优解”。“这是我学习到的特别重要的东西。”

  乘着改革新风南下深圳

  南方+: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。您从工人到博士,从天津到深圳,从学界到政界,亲历了时代巨变。改革开放这件大事,对您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?

  唐杰:回顾这45年,改革开放给我的人生带来三次大转变。

  第一次是恢复高考,让我从一个工作了9年的工人,1979年成为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。知识改变命运,我硕士留校当老师期间又读博士,和身边同学一样,如饥似渴地求知问道,想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。

  第二次大转变是决定扎根深圳。1992年我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,在那期间,我的博士论文选了空间和区域差异方向。结合国内外情况我发现,当时中国的区域差异,不仅是沿海与内地之别,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沿海省份中探索新兴工业化的地区崛起,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,这其中,广东的迅速发展非常瞩目。1993年交换访问结束,我从美国回天津的路上经过深圳,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同学对我说:“经济学应当求新,你到深圳来看看,这有很多新东西、大量市场经济的一线实践,是你在教室里看不到的。”后来,乘着改革新风,我就决定南下了。

  第三次就是有幸观摩学习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。1998年,我从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进入深圳市政府工作,得以亲身参与到大规模产业升级中,见证深圳如何一步步掌握技术、吸引人才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。这对我来说,是毕生难忘的宝贵经历。

  南方+:现在您又重回研究领域,从经济学角度来看,过去的经历给您怎样的启发?

  唐杰:经济学理论总是要求我们寻找“最优解”。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,一个城市、地区、国家经济要发展,必须因应政策、环境的变化,不断寻找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的 “更优解”。

  这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。过河的时候,我们要找到能踩稳的那块石头,但你能总踩在一块石头上不走吗?所以,要在每一次迈出新步伐的时候寻找新石头不断往前。45年回过头看,这就是量和质不断变化的过程,这是我学到的特别重要的东西。

  扭转技术人才产业 “三无” 局面

  南方+:寻找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的 “更优解”,在深圳发展过程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例子?

  唐杰:这样的例子非常多。45年前,深圳无技术、无人才、无产业;45年后的今天,深圳走在世界创新的前端。这背后是对传统产业引进、消化、吸收,不断向创新前沿靠拢的过程,是“有效市场+有为政府”的默契合作。

  我去政府工作的时候,深圳正好在一个转型台阶上。深圳大量“三来一补”加工贸易企业流出,优化经济结构、推动产业转型势在必行。当时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,如何解决无技术、无人才、无产业的“三无”问题?

  这要说到深圳有个特别重要的思维。深圳历来重视华为、中兴等大企业,但是它不唯大企业,谁能发展我就支持谁,通过创造一些有利条件,让大中小企业春笋般发展,而不是大树底下不长草。所以你看,现在深圳的企业都是一茬一茬、一茬一茬地涌现出来。

  所以,当时政府推出了一个施行五年的办法。第一年,不分国企民企,只要建立研发机构符合条件的,政府就资助。到第二年,还继续资助,但是会考察研究机构里是否有研发人员,这使得大批外来高校毕业生聚集深圳,也催生了深圳虚拟大学园。第三年,标准升级,政府还要考察研发项目成果,产学研合作增多,深圳也练就了“看家本领”——技术识别。获得技术、吸引人才,形成产业,五年左右,深圳就和500多家企业研究所和130所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关系。

  可以说,“三无”变“三有”的过程中,政府这只手是发挥了作用的,伸出去的位置、节点选得比较好。

  南方+:这个办法后来取得了什么效果?带来了什么长远影响?

  唐杰:一组广为流传的数据足以证明效果。到1998年底,深圳实现了 “4个90%”:全市科研人员90%集中在企业,全市的科研经费90%来源于企业,90%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,90%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。

  后来,深圳始终明确转型升级的目标不变、步伐不停、力度不减,使得深圳从“三来一补”工业化形态,逐渐向创新制造演变。

  再举一个例子,深圳聚焦IT大产业迭代升级就是这么演变的。从上世纪80年代家电产业,到后来的通信设备制造、互联网科技,再到现在聚焦“会跑的计算机”——新能源汽车产业。瞄准有创新潜力的产业坚持深耕,深圳不仅培育了华为、中兴、腾讯、比亚迪、大疆等龙头企业,还营造了良好的环境,推动一大批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来,形成产业链、集聚产业群。

  其实从这些做法就可以看出,包括深圳在内的广东诸多改革都是循序渐进的,每一步的步子可能不是很大,但是它步步不停,连起来就形成了“小步快跑”。

  走对这三步推动 “有效市场+有为政府”合作

  南方+:改革开放以来,深圳长达几十年不断向创新转型,背后有怎样的动力?

  唐杰:深圳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被大家形象地称为“爬锅底策略”。深圳的工业化过程从初期低层次起步进入全球分工体系,这是一种无奈的开始,逐步向上攀援是必须的选择。

  离开炙热的“锅底”,才能走上自在、自为、自主的发展道路。长达45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、发达的、高度细分化的、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,构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。因分工深化而带来的进一步的产业扩张和创新,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。

  深圳创新秘诀里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在于: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。市场化发挥了企业的主体作用,并逐渐成为一种蜂聚和蜂聚扩散的现象。

  改革开放45年来,深圳始终不变的是产业不断向创新发展,过去是这样,未来还会如此。

  南方+:回顾广东这45年的卓越发展,您认为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?

  唐杰:在改革初期,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形容当时的变通做法:“见了红灯绕着走,见了黄灯抢着走,见了绿灯加快走”。随着改革不断深化,广东持续探索有效规范与灵活创新的平衡,既鼓励摸着石头过河,也强化制度的规范性,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。

  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。我认为,广东取得现在的成绩,是分几步实现的。

  第一步,广东在全国最早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限制,先是实现市场机制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替换,而后建立起发达高效的市场经济机制。第二步,广东有效发挥政府“有形的手”推动大规模制造和重化工业迅速发展。第三步,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,培育适宜创新茁壮发展的沃土,让创新引来更多的创新。把三步合起来,实际上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作,忽略任何一个,可能都是错。

  【文字】南方+记者 姚瑶

  【摄影】南方+记者 梁钜聪

  【剪辑】南方+记者 万稳龙

  【海报】潘洁 谭唯

(责编:WEBADMIN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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