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刘汶蓉

  近日,有媒体报道,大学校园内,作为与“婚姻”呈正向发展关系的“校园恋爱”无法避免这份催化剂,婚恋焦虑呈现年轻化趋势。当婚恋焦虑悄然爆发时,婚恋课程成为许多高校学生的“救命稻草”。很多高校婚恋相关的选修课,一经开设便受到大学生的热烈追捧。事实上,近年来青年人的婚恋问题一直是舆论热点,不仅是父母和青年人个体的焦虑之源,也是国家视野下的社会稳定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难题。

  首先,婚姻焦虑来源于离婚率的上升,以及新媒体环境之下青年人强烈的婚姻风险感知。数据显示,我国离婚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攀升,粗离婚率在1979-2019年期间,从0.35‰上升至3.36‰,已跃居世界最高行列。虽然离婚人口的比例与欧美社会仍有很大距离,但婚姻风险的压缩式快速递增,极大地影响了青年人对婚姻回报的信心、预期和投资意愿,“不婚不育保平安”既是年轻人的戏谑,也反映某种社会心态。

  其次,婚姻焦虑产生于青年人理想伴侣不可得的焦灼。一方面,在巨大的消费主义竞争压力之下,青年人普遍物质安全感不足,由此也带来择偶标准的理性化。“成家立业”的路径已经变成“先立业再成家”,结婚不再是人生开始奋斗的基石,而变为人生成功的战利品。另一方面,青年人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并未减弱,形成了集情感理解和工具支持于一体的“完美伴侣”理想。婚姻的物质化、情感化和心理化倾向的同时发展,既抬高了青年人对高质量婚姻的期待,也推高了体验婚恋焦虑的可能性。在宁缺毋滥的思想下,部分青年人错过了最佳适婚和适育年龄。

  再次,婚姻焦虑源自对个人生活品质下降的不良预期。一方面,体面的家庭生活被精美商品和消费主义裹挟,大多数年轻人都不得不为结婚买房背负巨额贷款,为子女教育缩减个人消费。另一方面,在密集育儿和教育竞争之下,家务劳动和育儿照料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巨大。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的劳动分工传统让女性面临更为严峻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。对于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来说,结婚生子的机会成本更高,劳动力市场上的“母职惩罚”让她们对婚育望而却步。可以预见,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,女性的家庭照料者角色压力会进一步增大,而男性的养家角色压力也会相应增大,如果缺乏相应的幼托、教育、医疗和养老政策支持,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缺乏相应的普及性和均等化,青年人选择进入婚姻和生儿育女的条件也将更加苛刻。在这个意义上,倡导和践行全社会共同分担育儿责任,提升家庭服务能级,打破刻板的性别分工文化,提升青年人在婚姻生活中的安全感和获得感,才是保卫婚姻制度的根本。

  最后,从个体层面看,婚姻焦虑源于青年人成长过程中未能形成落地的婚姻家庭观。人的一生中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,但我们的正式教育体系中却没有家庭的位置。对于家庭在人生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,自己需要和一个什么样的人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家庭,这些问题从未在学校教育中涉及,我们假定恋爱、结婚、生子是人的本能,自会无师自通。但事实上,随着快速的社会变迁、熟人社会的解体和家庭独生子女化,青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群体生活经验,除了父母、影视作品和媒体信息,现实中可以效仿和学习的对象几乎为零,对于人际深度交往既缺乏现实体验,也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、心理准备和实践能力。

  因此,大学开设的婚恋课被青年人视为“救命稻草”,但从长远看,到了大学再开课有点儿亡羊补牢。我们期待贯穿生命历程的家庭生活教育,因为适当的婚恋观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和调适的。只有从小开始了解家庭的生命周期,理解在不同阶段个人、家庭和社会的关系,思考和探索自我的需求、亲密关系的意义、人际链接和边界,提升个体践行家庭责任与义务的自觉,才能逐步树立切合实际的自我观念和婚恋观,也才可能抵抗消费主义、价值多元带来的人生虚无。

  (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)